可能更经典的例子还不是陈光标，是前几年汶川地震时的王石。王石捐了钱，舆论说他捐得太少，说你有那么多资产，怎么只捐那么一点。王石辩解说，我能够捐的只是我自己的钱，公司的钱是股东们的，我要公司捐钱是需要开董事会的，我不能随便捐。当时网上一片骂声。后来王石顶不住了。这就是一种逼捐的压力。我觉得能够逼的不是捐助者，而是政府。政府应该承担公共服务责任。公民向政府纳了税，政府必须要承担。在这个事情上，政府做得再多，我们也不需要感谢，但是如果它做得不够，或者我们认为它做得不够，随时可以提出问责，理直气壮地问责，这是对政府的要求。但是对慈善家，对个人的慈善行为，他只要做了，哪怕他捐了一分钱，我们都应该感谢。现在中国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完全把这两者反过来了，政府好像变成了一个慈善家，它对我们做的事都是大恩大德，我们需要感谢。可能更经典的例子还不是陈光标，是前几年汶川地震时的王石。王石捐了钱，舆论说他捐得太少，说你有那么多资产，怎么只捐那么一点。王石辩解说，我能够捐的只是我自己的钱，公司的钱是股东们的，我要公司捐钱是需要开董事会的，我不能随便捐。当时网上一片骂声。后来王石顶不住了。这就是一种逼捐的压力。我觉得能够逼的不是捐助者，而是政府。政府应该承担公共服务责任。公民向政府纳了税，政府必须要承担。在这个事情上，政府做得再多，我们也不需要感谢，但是如果它做得不够，或者我们认为它做得不够，随时可以提出问责，理直气壮地问责，这是对政府的要求。但是对慈善家，对个人的慈善行为，他只要做了，哪怕他捐了一分钱，我们都应该感谢。现在中国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完全把这两者反过来了，政府好像变成了一个慈善家，它对我们做的事都是大恩大德，我们需要感谢。